宋仁宗和他的君臣共治

——读吴钩新著《宋仁宗:共治时代》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九江市委员会发布日期:2020年05月15日打印本页关闭窗口

宋仁宗赵祯,这个十三岁就坐上皇位,却一生都没走出汴梁城的大宋皇帝,“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、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。”宋仁宗执政时期,被林语堂先生誉为中国文人“最好的时代”。其中,“唐宋八大家”六位是北宋人,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王安石、晏殊、范仲淹、柳永、李清照等“文人天团”闪烁古今。除了文学界,学术界、科学界、政治界,“仁宗朝人才之盛,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。”在新著《宋仁宗:共治时代》中,知名文史学者吴钩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宋仁宗。其中,既包含他作为个体所经历的喜怒哀乐,更着力刻画他作为皇帝要面临的重重考验。

“‘为人君,止于仁。’帝诚无愧焉。”《宋史》对赵祯的“官方评价”得到了史家的肯定,“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,号称太平,飨国长久,遗民至今思之者,莫如仁宗皇帝……以致庆历、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,远过汉唐,几有三代之风。”

“君主是一种制度……正因为君主是一种制度,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、一种象征……因而,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,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……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,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——当发生角色冲突时,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。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,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”正如吴钩所言,“(仁宗)在位四十二年之间,吏治若偷惰,而任事蔑残刻之人;刑法似纵弛,而决狱多平允之士。国未尝无弊幸,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;朝未尝无小人,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。君臣上下恻怛之心,忠厚之政,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。子孙一矫其所为,驯致于乱。”故而,史家把赵祯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“仁宗盛治”,毫无违和感。

在《宋仁宗:共治时代》中,作者吴钩以时间为线索,起笔于“狸猫换太子”考证,继而浓墨重彩地讲述了“仁宗亲政”之后的“边境风云”“庆历新政”和“嘉佑之治”,最后落笔于“(仁宗)最后的岁月”,重点阐释了赵祯既为人子、人夫、又为一国之君主的善良与懦弱、仁慈与宽厚,以及他的爱与哀愁、进取与退缩和他的坚持与妥协、任性与克制,还有他面对宿命的无可奈何。

在专制体制下,一个理想文人社会的形成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素质和自觉。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,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、温和包容的性格,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。不仅台谏制度、考试制度得到改革与完善,“和而不同”的庆历士风也得以树立。

“仁宗尤以涵养士类为急,故自治平至元祜,悉获共享”(南宋·李璧《行状》),不仅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、富弼、张方平、包拯等大批庆历名臣成为这一时期舞台上的主角,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也在仁宗朝崭露头角。“亲贤礼下,大臣有赐坐之仪、造膝之请。谏官有入阁议事、对仗读弹文之典,君臣之交蔼如也”(明·袁袠《世纬》卷上),也正是在仁宗朝,三权相互制约、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得以形成,使庆历之政在整个古代专制政治史中,显得别开生面,其中的一些核心内容,被不断重塑、整合到北宋“祖宗之法”中,成为后世文人政治的美好记忆。

通过宋仁宗的一生回顾与其开创的那个无与伦比的时代对比分析,吴钩在《宋仁宗:共治时代》中以翔实的史料回答了“什么样的皇帝才是称职的皇帝”“为什么宋仁宗这样一个大家普遍忽略的平庸之主,却缔造了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”这两个重要的问题。读之,有史,有料,长见识。(来源:江西政协报 作者:刘英团)